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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是经纪人，根据《若干意见》来看，CDR将在交易所上市，也就是说一般投资者也将通过在券商开具的账户完成交易，因此CDR的交易将会带来一定的佣金收入。但目前对于券商而言，是否能够作为托管机构尚不能确定。在《若干意见》中，暂时规定CDR的托管机构为中登公司。

各家机构首先要做的是重新评估持仓城投债券，对于该违约债券所处同区域的其他债券严格梳理，资质差的最好建议先卖出再说。部分交易员小伙伴接到风控通知，暂时不接受该区域城投债券做质押回购交易。投资人是健忘的，两周后市场（可能）慢慢消停，但投资人又是记仇的，QB上仍有持续不断的该区域城投卖盘挂出，某些机构仍然惊魂未定，当然某些机构也会尝试火中取栗。

报道称，除了中国，唐纳德·特朗普总统还威胁欧洲伙伴，指责它们采取保护主义措施。最近，在与欧盟领导人会谈后，特朗普就达成公平贸易协议的前景发表了乐观言论，没有像之前威胁的那样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。任职于IMF期间，拉加德在2011年和2012年达到最高潮的主权债务危机期间负责过希腊、葡萄牙和爱尔兰的救助计划。

靠着服务和可穿戴设备，苹果止住了下跌趋势。受此影响，7月31日开盘后，苹果股价涨幅曾一度超过5%，苹果再次登上了万亿市值的宝座。苹果的努力与退让 再次登顶和微软并肩，这要归功于苹果近一年的努力——一手抓中国市场，一手抓服务收入。 “去年iPhone卖得太贵了，一般高端机价格都在5000-8000元之间，而苹果则远远超出了这个价格，低配版的XS就要9000多。”通信行业投资人潘朗表示，“极高的价格导致iPhone XS系列根本卖不动，因此苹果不得已降价”。 “在中国市场，苹果现在比较开放，比较重视媒体，也重视客户的反馈，并且跟很多渠道商在做一些授权的服务。”通信行业分析师张维告诉燃财经（ID：rancaijing）。 比如，今年以来，苹果在京东、苏宁、国美、天猫等电商渠道的iPhone多次启动降价，iPhone XS降幅最高达到1000元，iPhone XS Max官网价最高直降1700元。 此外，苹果中国官网的以旧换新活动开始支持华为、OPPO、三星、vivo、小米等品牌在内的众多旧款机型，并延长iPhone XS（包含iPhone XS Max）和iPhone XR的以旧换新活动时长。 这些优惠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iPhone的销量。比如，自1月苹果实行降价措施以来，苏宁以及天猫上的iPhone销量分别上涨了83%和76%。 与此同时，今年4月，在苹果任职五年的零售业高级副总裁安吉拉·阿伦茨离职，安吉拉·阿伦茨此前曾担任巴宝莉CEO，2014年进入苹果。而外界更多的认为，安吉拉是苹果高定价策略的首要推动者，苹果这一举动，似乎表现出了降价的决心。 一系列举措之下，在没有新品发布的2019财年Q3，中国区市场虽然没有迎来爆发，但相对于第二财季而言，下滑幅度已经相对收窄（Q3下滑4%，Q2下滑超过20%）。 库克表示：“以旧换新和财务支持计划在中国做得非常不错，由于中国活跃设备数的增长，我们的服务业务在这一地区的表现非常不错，增长了两位数。” 另一方面，或许是早就意识到iPhone的销量问题，早在2017年1月，库克就表示，未来四年内，苹果将会把服务业务的收入扩大一倍。这也意味着到2020年，苹果服务业务将带来约480亿美元营收，而服务业务比重的增加，有助于提振毛利率。 今年3月，苹果召开了历史上最特别的一次发布会。发布会前，硬件提前低调上场（苹果连续三天在官网更新了iPad 、iMac系列产品和新款AirPods），而发布会的重点则在软件上——新闻服务Apple News+、可以返现的信用卡产品Apple Card、游戏服务Apple Arcade、全新的Apple TV App服务和Apple TV+原创视频服务…… 大力发展服务业，让苹果的股价从2019年1月最低的142美元回升到213美元。很明显，硬件增长疲软的苹果，试图从软件角度突围下一个十年。

郑振涛长期在广东任职，曾任韶关市委书记，2015年2月调任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，2015年12月赴审计署任党组成员、驻审计署纪检组长。（澎湃新闻记者 岳怀让）责任编辑：张申2018年创业公司最全死亡名单：这三点成了企业倒下的最常见原因

北京商专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浩告诉北青报记者，最后的问题大多出在了货款不能及时到位的问题上。“即便能打赢官司，云集品的资金链已经断裂，所以依然很难拿回货款，经济损失惨重。”之所以有供货商陷入其中，徐浩认为，通过自我美化，云集品虚构了一个大规模电商平台的假象，引得供货商视之为不可或缺的大客户。于是，供货商一再允许云集品延期付款，雪球越滚越大，“云集品干的不过是骗完上游骗下游的勾当。”